回顧中國鐵路發展史，早在20世紀90年代中國鐵路人就開始了對高速鐵路的研究，但由于高速鐵路是集多種高新技術于一身的復雜大系統，前期工作一直停留在對修建高鐵的必要性、可行性及經濟上的理論論辯上[3]，起步較晚又進程緩慢。在1992年，中國鐵道部在《鐵路今后十年和“八五”科技發展綱要》中，首次提出發展高速客運的目標，并于當年啟動“京滬高速鐵路預可行性研究”，標志著中國高速鐵路工程正式啟動[2]

在高鐵信號系統的顯著國產化的研發上，中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13]。同時, 我國也沒有可供認證的安全軟件開發工具及相應的檢測方法, 僅通過功能測試無法避免軟件故障所帶來的安全風險，安全通信及安全接口技術也有待提高[8]，這也是我國列控系統未來要努力的方向。
我國的高速鐵路因為整合吸收了日、法、德等國先進的技術且具備了一定的自主研發能力，擁有世界上較全的的系統技術和極強的集成能力，得以躋身世界高鐵強國參與海外高鐵博弈，但這次事故也讓我們看到僅靠技術的進步是遠遠不夠的，需要配備同樣先進的工程實際規范及管理監督體系才能充分保證運營的低風險。因此相關學者建議建立一套完整的系統平臺覆蓋系統規范、設計規范、制造和驗收規格、安裝規范、測試和試運行規格/程序、系統集成和保證、規格/程序和運維過程，將本地化的制造CTCS3設備到所需的RAMS 標準[14]，即可靠性(Reliability)、可用性(Availability)、可維修性(Maintainability)和安全性(Safety)，同時實現對鐵路總公司、各承包商、技術顧問及監管單位的規范監督管理及風險評估[15]。

得到國家財政的大力支持以及企業工廠的積極配合后，中國鐵路人堅持不懈的摸索和自主研發并在1997年進行了時速140km/h的第一次嘗試。中國高鐵的雖然通過自主研發誕生了像“*之星”這類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車型，但相較于同時期的日本、法國和德國等國家，中國的發展緩慢而落后。
讓中國高鐵真正走上騰飛之路的是以劉志軍為領軍的一批鐵路人，他們之于中國高鐵，就像十河信二與島秀雄之于日本國鐵，大膽而有魄力，能集眾人之力重拳出擊。當年的日本歷經二戰重創卻較終成為了高速鐵路的開創國，期間日本的鐵路人吃過的苦不言而喻。雖然憑借著中國鐵路人埋頭鉆研的韌勁和不辭辛苦的意志，中國高鐵肯定能在自己獨自開發的路上走出輝煌，但時間不等人，邁入21世紀的中國散發著強勁的活力，巨大的運輸需求和市場如果不能被自家消化，就會被其他的鐵路巨頭所瓜分。因此中國抓住這樣一個機遇，再加上自主研發和實車試驗的過程中積累了經驗，培養了大量人才，消化吸收外國成熟的高速鐵路技術，中國高鐵實現了飛速的突破。

[10]。中國研制成功并運營著一系列不同型號的列車以適應多變的道路情況和地區氣候和地貌[11]，可以說擁有世界上較齊全的高鐵系統，如果中國能在未來逐步解決這個難題，將更大的保證運行的安全平穩，同時進一步加強中國高鐵的競爭力。
這次事故也暴露出現有的CTCS 系統仍存在許多技術的整合的漏洞需要修補，一體化程度有待進一步提高。列控系統作為一個以安全計算機作為基礎平臺的安全關鍵系統[12], 我國目前沒有能力為其提供達到SIL4 級或SIL3 級的實時操作系統，主要采用國外廠商提供的硬件平臺。其次，中國高鐵信號系統的DPL 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賴于核心零部件的進口。例如，武廣線采用DPL 龐巴迪的互通450 ETCS2信號系統；石太線和秦沉線采用基于法國UM2000數字軌道電路和TVM430的安薩爾多設備；京津線采用西門子“聯鎖SIMIS-W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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